程晓农：揭开邓小平“嫁祸”赵&#

中共“价格闯关”的真相及其政治后果
 
今年是中共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五十周年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十月十七日到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联合举办了题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据悉，海外及中国大陆的六十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五十年前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狂热的“赶英超美”的运动，其表现为经济全面冒进，其结果是造成了四千万中国人在大饥荒中死亡的人间悲剧。

三十年前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终于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的爆发。

与会学者就“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和“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两大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们将陆续将部份学者的文章或录影发表于此，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今天我们首先刊登的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的回忆文章《中共“价格闯关”的真相及其政治后果》

赵紫阳于1987年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当时不少期待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国人以为，在思想开明、行事磊落的赵紫阳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将出现新的大好局面。很少有人知道，赵紫阳当时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他虽然熟悉经济问题，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对中国经济现状以及应该如何改革了解最深的人，但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构想去改革。因为他不但面临以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体系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声称不问国务院日常事务的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还要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决定。

1988年初夏，邓小平自以为是地擅自宣布要"价格闯关"，结果造成了全国性恐慌和经济失控，但他闯下大祸后却将责任一推了之，既不愿意阻止陈云、姚依林趁机阻挠经济改革的举措，也不愿意出面承担本应由他自己来承担的政治责任，而是怯懦地让并不赞成邓小平主张的赵紫阳出面向全国民众认错，以保全邓小平自己的脸面和地位、维持其"一贯正确"的形像。结果，赵紫阳的政治形象和实际地位因此大受伤害，而反对经济改革的陈云、姚依林等人则在经济决策方面占了上风，并为日后"六四"期间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从1988年围绕经济改革的政坛风云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赵紫阳秉持良知，为推动经济政治改革所作的种种努力是何等的艰难不易。"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此后不久，1989年春以学生为主要力量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赵紫阳面对党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坚持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并因此离开了政治舞台，一直都没有人身自由。如今中国的御用学者把八十年代改革决策过程中的种种真相遮掩起来，把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这顶桂冠戴在了邓小平的头上，同时淡化甚至抹杀赵紫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和贡献。其实，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的大多数方案主要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而邓小平只直接"设计"过一项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那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但这却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还未施行就宣告失败，而且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然而，这个错误决策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却把政治责任转嫁给无辜的赵紫阳，让赵紫阳代他受过。

笔者时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代表体改所参加过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这一时期有关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次讨论会，了解"价格闯关"决策的幕前幕后情形，也到赵紫阳办公室参加了数次小范围的政策讨论，比较了解赵紫阳的思路，算是"价格闯关"这一事件决策过程的一个亲历者。现根据当时记录撰写此文，以说明真相，让世人了解被官方文字所遮掩的一段史实，也希望澄清了的事实能还赵紫阳先生以公道。

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胶着阶段，风波叠起。当时，城市经济改革早期的"放权让利"、"厂长经理承包制"和价格体系"双轨制"的正面效应释放殆尽，其负面效应开始影响经济的稳定，主要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蠢蠢欲动。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都停滞不前，而以陈云、姚依林为首的计划经济官僚系统则抓住通货膨胀现象，试图否定经济改革的方向，恢复对经济系统的全面性行政管控。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盲目的急躁冒进情绪开始抬头。在高层决策圈中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一度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这种看法把经济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所造成的制度性通货膨胀简单化地理解为"双轨价"的产物，以为尽快实行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的彻底改革，把"双轨价"合而为一，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所以这种主张视快速完成价格改革为一场"攻关"任务，认为只要当局痛下决心，严令"攻关"，就能一举完成价格改革，从此太平无事。为给自己找论据，持此主张者提出了"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口号。笔者1988年3月曾当面听李铁映谈过这样的主张。

其实，那时一些实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早已证明，如果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彻底改革、企业制度不能彻底改革，上述企图只会造成一轮又一轮的物价上涨，不合理的价格结构会在这个过程中"复归"如初，"短痛"必然变成"长痛"，最后除了造成经济动荡，别无它用。1986年体改所十八人代表团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考察，以及1987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都注意到这个经验。赵紫阳听取汇报后，根据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经验和直觉，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判断。八十年代见过赵紫阳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对他理解现代经济问题的能力都交口称赞，可以说，中共执政之后的历任国家领导人中，在这方面其他人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高层决策圈中具有赵紫阳这样睿智的人却绝无仅有。像李铁映这样的缺乏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行政官僚，其能力不足以理解这些道理；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接受像"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的简单化口号和单线条思维。糟糕的是，对既未受过现代正规教育、也不懂宏观经济的邓小平来说，最容易打动他的，恰恰是"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之类带军事术语色彩的观点。尽管邓小平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在中国的决策体制里，以军委主席身份"垂帘听政"的他却偏偏拥有对财经事务发号施令、直接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的权力。赵紫阳虽然明白"价格闯关"是儿戏，却无法让缺乏足够知识的邓小平理解这一儿戏的荒谬。

至于1988年3月起任国务院总理并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鹏，就更不懂复杂的经济道理了，他对一些基本的经济管理常识都不甚了了。1985年夏笔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时，李鹏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济形势，笔者全场听完了这次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代为起草的，李鹏只不过是读一遍而已。但他好像不满足于照本宣科，读稿过程中脱稿解释了两个名词，"工资总额"和"物价指数"。可惜，这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对这两个大学本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熟悉的基本概念的解释，全都错得离谱。以这样的知识基础主持国务院工作，李鹏在1988年"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中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1988年5月初，接受了"长痛不如短痛"观点的邓小平，突然决定要直接干预具体经济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一下，能否在三到五年内完成价格改革。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召开了一次务虚会，议了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不同，邓小平强调的是"不怕冒险"、要"毕其功于一役"，而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则强调要稳妥，要顾及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价格改革过程中要配套进行工资改革，以免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影响。其中的第二条意见是准备一个为期五年的"价格－工资改革计划".当时，在赵紫阳主持下通过的这八条意见并未对党内公布，更未向社会公开，本来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

大概是不满意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求稳有余、"冲劲"不足，邓小平从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连续向外宾放话，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价格改革"，其理由就是"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此举不仅是越俎代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布重大财经政策，而且是直接对政治局施加压力，逼着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邓小平公开放话后，中央要"价格闯关"的消息就不径而走，媒体相继报导，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心理恐慌，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来势凶猛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迅速上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纪念赵紫阳》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批中国80年代最有影响的改革派官员、知识份子和异议人士纪念赵紫阳而作，一部份为祝贺赵紫阳先生85岁寿诞，集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即席和书面发言汇编；一部份是赵去世后的怀念和哀悼的文章。这些在1980年代有不同背景、职业、思想和作为的中国人，从各个角度回顾和评议了赵紫阳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理念、个人品性、领导才能和杰出贡献。还探讨了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国情、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80年代的领袖及之间的关系、和赵紫阳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当时，赵紫阳其实并不相信单刀突进的"价格闯关"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军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对价格改革，那样就会站到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一边了。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反覆发表讲话表示，只有在价格改革的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才能成功。他没有讲出来的另一半意思是，如果单刀突进地推行"价格闯关"，而在其他领域里按兵不动，"价格闯关"即使实施了，也不可能成功。可是，他的看法并未引起注意，老百姓担心的是大涨价，支持改革的人往往被"长痛不如短痛"的简单逻辑所左右，反对改革的人当然不想听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所面对的不仅是邓小平的鲁莽草率，而且还必须应付陈云、姚依林的暗中破坏。由于李鹏没有能力主持"价格闯关"方案的制定，这个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姚依林的肩上。反对经济改革、又深喑中国官场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开披逆龙鳞、否定邓小平的主张，但阳奉阴违这样的把戏要瞒过向来不问细务的邓小平，就易如反掌了。因此，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张旗鼓地召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学者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意见，摆出一幅"价格闯关"势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却利用主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机会，把邓小平"价格闯关"的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化解成适当提高几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小幅度调价方案，于是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就无声无息地被技术官僚们消除于无形之中。然而，老百姓并不知道姚依林抵制邓小平决策的真相，而姚依林大张旗地为"价格闯关"造势的行动，实际上起到了煽动老百姓的恐慌心理，为社会动荡火上浇油的作用。就这样，姚依林既不动声色地耍了邓小平，又把赵紫阳"架在火上烤"；而无知的邓小平不但未察觉姚依林的把戏，反而对姚依林倍加信任。

当时，陈云私下里明确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也猜到邓小平在此事上必败无疑，却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而是等待着看邓小平"走麦城"的那一天。同时，他悄悄地指示姚依林，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停止经济改革、实行"治理整顿"的方案。直到1988年夏季，社会动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时，陈云知道邓小平的败局已定，于是出面表示，必须立即停止"价格闯关"，实行"治理整顿"，他的主张是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控制。邓小平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自邓小平宣布"价格闯关"之后，三个月内，"价格闯关"一事无成，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则动摇了国民经济，于是中央政府于1988年9月宣布改弦更张，放弃"价格闯关"这一决策，同时决定严格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就此停顿。

掀起这么大一场经济社会风波，又明显是出于一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当然得有人出面承担政治责任。然而，"价格闯关"失败之后，闯了祸的邓小平却不敢承担政治责任，于是他玩起了中共党内老一套的诿过他人的把戏。邓小平绝口不提自己几个月前动议"价格闯关"一事，也不提他通过向外宾放话对政治局常委会施加压力、要常委会立即实施"价格闯关"决策的情形，更不敢追问姚依林阳奉阴违、明顺暗抗的行径，却逼赵紫阳出来代他受过。于是，赵紫阳不得不在1988年9月中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承认"价格闯关"这一决策考虑不周。这则消息经新华社报导后，邓小平安然过关了，而一心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的赵紫阳的形象却因这次检讨大为受损，此后他事实上不能再过问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终于被反对经济改革的姚依林等计划经济官僚夺了回去。

1988年其实是真正懂得经济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而那时他的地位之削弱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那就是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悄悄地划上了句号。从此，经济改革在中国被逐渐改变成服务于权势集团利益的工具，而清除了理想主义代表人物赵紫阳的中共领导集团，则越来越露骨地把剥夺压制民众当成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从这层意义上讲，1978年以来，以赵紫阳为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到1988年秋就中断了，此后的"改革"其实与此前的改革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理解中国在改革中走向全面腐败、快速极端的两极分化、欺弱凌贫等局面的一个关键点。

【编者注】作者简介：程晓农，一九八五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一九八九年起先后为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21.10.08 11:15, comment

CNN专访温家宝 问及六四问题 温

六四事件当前，检验温家宝的道德血液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中共领导人接受CNN专访时绕不开的问题。从1993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接受专访，到1999年总理朱鎔基访美时接受专访，再到今次温家宝到纽约时接受专访，他们都必须正面表态。

温家宝曾在1986至1993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相当于中南海的大管家，历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两大政治风暴，能够在政坛屹立不倒，而且升任总理，自有其过人之处。

恪守传统难大改革

温家宝曾陪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的学生，自出任总理后已多次被问及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他今次未重複中共以往的结论，而是强调从中吸取的训是必须推进政治改革，并提出中国民主的三个发展方向，包括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和政府接受监督。应该说，温家宝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问题是在不足五年的总理任期内，他能落实多少？

妻儿负面传闻不断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披露，赵紫阳生前曾多次评议胡锦涛、温家宝。赵认为，胡、温都是好人，胡受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较严重，温家宝比较开明，但因恪守尊重一把手的传统，「在改革上也不会有大的作为。」

温家宝在纽约被问及毒奶粉问题时曾表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道德的血液。」人们同样可以要求：一国总理、一个政治家，身上也应该流道德的血液，于中国的传统来说，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温家宝的「修身」功夫，包括个人修养、品格都得到尊重，但是有关其夫人和儿子的负面传闻也一直甚嚣尘上。至于「治国平天下」，温家宝难以迴避六四问题，难以迴避毒奶粉一类的社会问题，前者考验其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后者考验其道德影响力和施政能力，而且，两者都必须有制度上的改革才能推行，温家宝能否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呢？

CNN专访温家宝，问及六四问题，温家宝下巴不停微颤

「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其间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内容涉及八九「六四」、中国政治改革、互联网封锁、人权状况与西藏等敏感话题。温再次表现了他「性情中人」的一面，尤其被问到「六四」事件时，他的下巴连嘴唇微微颤动，但回答略别于以往官式。

温家宝被问及六四问题时，两唇紧闭，下巴不停微颤。电视画面备注：以下内容来自CNN访问的英文译本。

六四训......「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

Q：（出示1989年6月3日晚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总书记赵紫阳探望绝食学生的照片）很多人都知道这张非常着名的照片，是1989年你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你从那次经历中学到了甚么？

A：（一度神情凝重，其后极力保持笑容，但两唇紧闭，下巴不停微颤，沉默良久）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我想，你的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发展民主。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被服务于人民。第二，改革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立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三，政府应受人民的监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Q：我们多次谈选举。你是否认为在25年内中国的选举将会出现竞争，由两个政党来竞逐，比如你现在总理的位置？

A：我很难预测25年后会发生甚么事情。但我坚信，中国的民主将继续发展。20至3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更加民主和更加公平。

Q：有人说你们是学习日本的制度。你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模式吗？

A：我想，世界上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重要的是实质。这就是说，不管民主的形式如何，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是最重要的。我理解，社会主义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应建立在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之上，否则将会一片混乱。

封锁互联网......「我常看批评政府帖子」

Q：我在中国住酒店时，在电脑中输入「天安门广场」的字眼，但却碰到了防火牆。有人认为，中国互联网的防火牆很了不起。你认为，如果一个资讯不开放的社会，能成为一个发达社会吗？

A：中国现在有超过两亿互联网用户。很多人认为中国网络是自由的，即使是西方人也这样认为。当然，为了安全，中国也和许多国家一样，对互联网进行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也是为国家的安全和大多数人的方便。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你可以找到很多批评政府的帖子，通过读那些帖子，我们可以找出存在问题，进一步改进工作。我不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看法。我经常浏览互联网，了解情况。我浏览过许多网站。

人权下滑......「通过办奥运已更开放」

Q：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人权观察家们，他们指过去几年，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下滑，他们一直希望，奥运会能带来一个开放的中国，但事实上，却出现了更多的镇压。你对此如何看待？

A：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实际上已变得更加开放。任何人如果没有偏见，都会看到，而且也看到了这点。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有了更多的保障。中国政府重视和保护人权。我们也将这些写入了中国的宪法，也在切实地执行。我想，任何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是，确保其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每一项权利，包括生存权、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人权方面是无懈可击的。的确在某些地方和领域，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会继续努力，促进和改善我们的人权。

西藏问题......「盼达赖放弃分裂图谋」

Q：你为甚么不运用你的权力和谈判技巧，由你或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达赖喇嘛直接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以造福中国人民，当然也包括在中国的西藏人民？

A：我们和达赖的问题不是民族、宗教或文化问题，而是关乎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问题。我们要看到达赖的两面性，他一方面是宗教领袖，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另一方面，他不是普通的宗教人物，他建立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就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几十年来，我们对达赖的政策始终未变，只要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放弃分裂图谋，我们就愿意和他或他的代表接触、对话。我是否与他接触并不是问题。我们希望他用行动表明诚意，打破僵局。我们不只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必要时我们也会考虑提高对话的层次。

改革开放......「宏调充份发挥作用」

Q：如果有人问你，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成功的模式是甚么？关键是甚么？你会怎么说？

A：你可以想想，为甚么30年前中国不能像后来那样快速发展？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在1978年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制订经济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过去30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确保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和看不见的手（市场调控）同时在调节市场上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看到和谐与稳定。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现在的美国经济问题。为解决美国当前经济和金融问题，不仅适用看得见的手，也适用看不见的手。

4.10.08 03:45, comment

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细节:夜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聚散是中共党史上一段语焉不详的插曲。毛泽东与贺子珍聚於1928年的井冈山，当时毛的发妻杨开慧还在湖南从事地下活动。毛此时抛弃冒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老婆与刚满十八岁、漂亮活泼的贺子珍结合，无论於革命原则还是个人道德，都属十恶不赦。三年后杨开慧被何键处死，毛即使知道，恐也无动於衷了。但数十年后，毛居然厚颜写下“我失骄杨”的诗句，作为其“深情”的见证，真是既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

毛泽东与贺子珍散於1937年的延安。中共官方的说法是贺经过长征的磨难，特别是途中被迫将一个幼儿寄养他人，精神一度有些失常，后来自己要求去苏联治病，离开了延安。这么一来毛贺离异的帐就算在了国民党的头上。但经过长征“磨难”的女同志多矣，将孩子寄养掉也不在少数，为何独有年纪最轻、身体最好的贺子珍会精神不正常呢？这种精神失常难道与毛泽东没有关系吗？毛贺的离异的背景，实际上和当时在延安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另一个女性有关。以下是史沫特莱告诉斯诺、由斯诺後来转述的故事。虽然这两人都是中共官方所供奉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神龛中的大神，但这段故事在进香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提及的。

史沫特莱延安教欢舞惹风波

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30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和中共以及亲共的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有来往，和鲁迅、宋庆龄等是朋友。原来她曾被中共列入邀请去延安、在国际上宣传中共的的美国记者人选，但后来考虑她的左派色彩过于浓厚，而改让当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斯诺出了这个风头。史沫特莱失去了这个机会，自然有些不甘心。1936年冬她来到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的西安（斯诺去延安时西安就是第一站），试探去延安的可能。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电厂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大噪。

西安事变后，1937年一月，她应邀来到延安。中共对她不薄，一路上受到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的接待，进延安前左派女作家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史沫特莱去延安的最初打算是采访，也写一部象《西行漫记》那样的作品。如果她象斯诺那样本分地采访和写作，那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中国部分原因就是她的推荐。她邀请自己的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要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她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她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但从上海运来的有柠檬味的消毒水被很多村民当糖水喝掉了。接著她又发起了灭鼠运动，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37年史沫特莱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但被中共拒绝了。她嚎淘大哭，把前来通知她的陆定一惊得不知所措，只能用“当一个党外记者作用更大”来安慰这个美国女人。

史沫特莱延安教舞惹风波史沫特莱投身中国革命的热情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欣赏。他们虽然身处中国西北的黄土坡，但也景仰西方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而这是斯诺没有教他们的。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停止，但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延安有一段为时半年多的相对安定时期（即1937年上半年）。史沫特莱到延安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亲自要史沫特莱教他们跳社交舞。他们告诉史沫特莱：在艰苦斗争之余，革命者需要休息和放松。为了开展工作，他们替她找来了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音乐唱片。史沫特莱一开始不太相信这些穿着厚棉袄的农民革命家会合着维也纳小夜曲翩翩起舞，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三请诸葛亮，终於使她相信了他们的诚意。于是延安的窑洞里响起了30年後被批判为是靡靡之音的西方音乐，每天深夜史沫特莱都教舞教得筋疲力尽，觉得双脚好象被一个师的士兵踩过了。那年她已经四十四岁。

男女勾肩搭背在一起欢舞，固然让毛周朱等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干部开颜，但却让他们的老婆怨恨起来。这些女性多半是经过长征的，到了延安後男多女少，奇货可居，加上丈夫的高位，日子本来过得称心如意。虽然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女性从北平和上海等大都市来到延安，吸引了一些老干部的目光，但这些学生丫头属於受教育的，一直被女红军大姐们压着一头。

而跳舞的风气一开，白天在“老大姐”们面前规规矩矩的女青年一个个在晚上和那些“姐夫”们跳得兴高采烈。女红军们开始还去光顾舞场，后来越看越窝心，便集体抵制起来。冤有头债有主，她们渐渐觉得是史沫特莱的存在给自己带来了威胁。毛泽东的老婆贺子珍就是她们当中对史沫特莱积怨最深的。

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教育、对婚姻和性关系态度开放的史沫特莱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既帮助男性革命家通过跳舞培养对妇女的绅士般的尊重，也给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妇女介绍进一种男女平等的娱乐形式，压根没想到会受到女革命家的反对。当她发现这些“大姐”们是害怕失去丈夫和地位时，便对她们回以轻蔑。不但如此，她还觉得这些女革命家是利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建立起了新的等级制度，压制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女性，这使得崇奉平等并以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创造平等的她深恶痛绝。她认为贺子珍不但生活乏味，而且心胸狭窄，根本不配做革命领袖的妻子。她和贺子珍互不答理，彼此敌意极深。

贺子珍夜闯莉莉的窑洞

史沫特莱多次采访毛泽东和朱德，她的翻译是一个叫吴光苇（WU GUANGWEI）的女人，她年轻漂亮，刚离过婚，和史沫特莱一起工作後起了个英文名字叫莉莉(LILY）。她是史沫特莱的得力助手和舞场上的伙伴，也是“大姐”们怨恨的对象。她就住在史沫特莱隔壁的窑洞，很多高级干部都瞒着他们的老婆到她的窑洞里去聊天，很多时候莉莉要史茉特莱也在场。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扮演着西方社交场合下陪伴初出道的少女的年长妇女的角色。

毛泽东对莉莉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利用一切时间要她做翻译，而且教她写诗，时间一长莉莉也会和着毛诗的韵脚凑出几首诗。每到黄昏日落时分，毛就带着一个警卫来到史茉特莱的窑洞，就着米酒或茶吟诗作赋或是谈天说地。毛和史年龄相当，他对西方人的爱情生活十分感兴趣，经常问她西方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爱情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史沫特莱后来告诉斯诺说：“他那种孩童般的幼稚好奇真是让人吃惊。”

史茉特莱渐渐觉得在莉莉为毛泽东做翻译时，毛的很多有关男女感情的话其实是在向莉莉传达着一种信息。有一天晚上，史茉特莱刚刚上床要休息，听见窑洞外面有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隔壁莉莉的房门。从说话的声音中史茉特莱知道这是毛泽东。她听见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很快，从窑洞外面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著史茉特莱听到莉莉的房门被猛地撞开，一个女人高声地在叫骂。史茉特莱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外套就冲了出去。莉莉的窑洞里，毛泽东坐在桌边，仍然戴着军帽，穿着制服。贺子珍狂怒地用手电筒敲他的头，一面哭一面继续叫骂。毛泽东没有制止她，警卫不知所措地立正着站在门口。莉莉则背靠墙站着，被暴怒的贺子珍吓坏了，就象母老虎面前的小猫。

毛泽东终於发话了：“子珍，安静点，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麽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在谈话。你在败坏一个共产党员的声誉，赶快回到你的窑洞去罢。”贺子珍突然止住了对毛泽东的叫骂，她扑向莉莉，骂道：“小资产阶级！舞场上的母狗！你大概和每个男人都睡过觉罢？你胆敢愚弄起主席来了！”然后她开始抓莉莉的脸和头发。

莉莉逃到史沫特莱的背后，于是贺子珍开始对史沫特莱发威了。“帝国主义者！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滚回你自己的窑洞去！”她开始用手电筒打史沫特莱。从小在密苏里就干过农活的史沫特莱奋起反击，一拳把贺子珍打翻。贺子珍躺在地上对着毛泽东哭道：“你还算是丈夫吗？你还算个人吗？你是不是个党员？我在你面前被这个帝国主义者打成这样了，你连吭都不吭一声？” 毛泽东教训她道：“难道不是你先动手打她的吗？她保护自己是不错的。是你让我们大家觉得难堪。你的行为象个美国电影里有钱的坏女人。”然后毛泽东命令卫兵进来将老婆扶起来带出去，但贺子珍拒不服从，赖在地上。一个警卫弄不动她，毛泽东无奈只好另外再叫来两个警卫把她弄走。

三个女人都离开了延安

贺子珍大闹莉莉窑洞的事第二天传了开去，全城议论纷纷，毛泽东被迫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央决定党员干部不许再议论这件事。史茉特莱被通知说她会受到保护，但她也不要和任何人再谈这件事。但贺子珍不干。她逢人就告莉莉和史沫特莱的状，还召集一些女红军商议对付史沫特莱和莉莉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延安，还要禁止跳舞。一场男女自由交往和保护婚姻之间的斗争展开了。

很多人还有这样的疑问：要是毛泽东连自己的老婆都管束不了，怎么领导中国革命？不久毛泽东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郑重地说：“我们答应过不要再谈那件令人尴尬的事，但我的老婆破坏了这个决定。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和诽谤，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相信现在有必要反击造谣者。这次我要和子珍完全决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真相和我离婚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你可以公开为自己辩护。”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婚姻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要由组织作出决定的。毛泽东要中央政治局批准他离婚，并要在有关文件中写上离婚的原因和背景，这样才不至于给他的权威造成损害。恰在此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延安全力应付事变，中央已经顾不上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上耗费时间，於是匆忙作出批准离婚的决定。贺子珍受到严厉批评，说其行为完全与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要求不符，必须接受政治教育，并且离开延安，前往苏联。莉莉虽然没有受到批评，但也被责令离开延安，随同丁玲的战地剧团到前线去。莉莉无辜受牵连，得到通知后哭了一场，在窑洞里焚了毛泽东送给自己的诗稿。

史沫特莱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但两个月后她也离开延安去了汉口。“大姐”们背后施加的压力显然起了作用。她知道朱德和周恩来对自己仍然是不错的，但毛泽东的态度却让她厌恶。尽管她和毛一度比较接近，但后来她这样概括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在延安，我在很多场合下见过毛泽东，有时在窑洞里有时在其他地方。我起先觉得他的在场令人感觉很不舒服。要正视他的目光很困难，他常常用一种不着边际的毫无个性的话来回答问题。有时他甚至对问题不理不睬，好象没有听见一样。虽然他的权威和声望没有别人能与之相比，但他看上去对这一点并非很有自信。”史沫特莱的感觉还是敏锐的。虽然大权在握却反而感觉不安全，这是毛泽东成为领袖人物後日益恶化的心理病灶。

从毛贺婚变看中共党史这是斯诺从史沫特莱那里听来后转述的故事。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她当时也是由史沫特莱介绍来到延安，写她的有关延安生活的短文集《红色尘埃》。但她和史沫特莱关系不佳。史沫特莱长她十岁，认为她政治幼稚，思想浮浅，对她的年轻漂亮怀有一点嫉妒。而海伦·斯诺则觉得她自负，虚荣，有点神经兮兮，属於典型的左派女知识分子性格。她在延安和那些男革命家的关系不如史沫特莱和他们那么密切，和康克清、邓颖超等倒常在一起。在有关跳舞和莉莉的问题上，她支持那些大姐们，反对自己的美国同行。但她们两人后来一起去汉口，在路上消释了前嫌，成了朋友。

从毛贺婚变的风波中，人们不难窥见被神圣化的所谓“延安作风”的另一面。在中共的“革命队伍”中，政治上的等级制、性别关系上的男性中心主义，都集中表现在领导人的特权上。那些号称要解放全中国妇女姐妹的“大姐”们自己被这个制度所压抑，反过来又建立了革命妇女内部的等级制，处处压着那些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唯恐失去丈夫，从而失去地位。

这和她们口口声声要打翻的旧制度下妻妾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倒是有几分相似。一旦争风吃醋起来，这些“大姐”一样耍赖撒泼，只不过会给对手戴上“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帽子。由此可见这些政治概念在共产党那里本来也很难说有什麽严格的内涵，只不过也是一种骂街和栽脏而已。

此外，毛泽东在这场风波中的处境也颇值得回味。作为一党领袖，夫妻失和要由政治局会议来干预，这对霸气十足的他来说决不会是一个愉快的记忆。贺子珍的放逐，莉莉的上前线，何尝不是对他的间接打击？可以想象，一向不信邪的毛氏自此蹩了一口气，一旦日后和蓝苹生米煮成熟饭，他便不顾党内高层的反对，执意要和这个上海滩上的二流明星结合。这股蛮劲恐怕是其来有自的。而政治局却通过一个决议，不准蓝苹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亮相，更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只能“照顾”主席，充其量是个生活秘书。这就怪了：明明&